uber CEO Travis Kalanick 恐怕是最近地球上最焦慮的人之一。
梳理一下事情的前因後果:Uber在巴黎一次推廣活動用女性敏感部位圖片當作吸引受眾的噱頭,遭到了歐洲和美國一些女性團體和社區的抗議。美國科技媒體Pando的創始人Sarah Lacy撰文批評了Uber的這種做法,並聲稱已經從自己的手機中刪除了這一應用。接著,在舊金山的一次私人聚會上,針對Sarah Lacy對Uber的批評,Uber高級副總裁Emil Michael發表言論,稱將懸賞100萬美元讓狗仔隊曝光那些批評Uber的記者的私生活,尤其是Sarah Lacy。這一言論首先被網絡媒體Buzzfeed曝出,再度引髮美國媒體對Uber的群體聲討。令這些媒體擔憂的是,Uber公司還真有窺探他們隱私的能力。隨後,Buzzfeed進一步爆料稱:Buzzfeed記者Johana Bhuiyan不久前參加Uber在紐約辦公室一次活動,當她搭乘一輛Uber運營的轎車抵達Uber紐約辦公室門口的時候,Uber紐約辦公室總經理Josh Mohrer正在辦公室門口等她,並且搖著自己的手機說:“你可來了,我一直在跟踪你”。而Uber內部用來跟踪每一輛運營Uber的汽車和搭乘它們的乘客信息行踪的工具,被起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名字:“上帝視角”(God View)。
猥褻女性、威脅媒體、追踪用戶行踪、自比上帝……問題嚴重了。雖然Uber CEO Travis Kalanick一連發13條Tweet進行道歉,Uber也承諾將升級保護用戶隱私的條款,禁止內部員工再任意地訪問用戶的數據,但形勢並未好轉。對報復記者的言論和侵犯用戶隱私的行為,多家媒體都進行了譴責和批判。其中CNN批評的最是嚴厲——“Uber,長點心吧。從炒掉惹人厭的副總裁開始。”(Uber, grow up. Start by sacking your 'creep' VP)
這一連環風波背後,你可能更能理解著名投資人Peter Thiel 所說的:Uber是矽谷當前“道德風險”(ethically challenged)最大的一家公司是什麼意思了。在管理層面對批評應該保持謹慎言論和起碼的善意的問題上,在保護用戶隱私並公佈相關的隱私條款方面,在司機乘客之間的衝突以及Uber與其在全球受僱的司機普遍存在的衝突面前,Uber都出了問題。
不過比起這些問題,現在是時候重新審視一下Uber的商業模式了。雖然Uber聲稱將要“創造新的生活方式,改變人類交通運輸”,但我們不得不說,Uber本質上仍然是一家出租車公司。是的,Uber就是一家建立在移動互聯網技術上的新型出租車公司,如此而已。
不是嗎?招募私家車車主和受僱於汽車租賃公司的司機成為Uber平台上的司機,通過算法和技術手段匹配需要搭乘汽車的乘客,讓司機按行駛里程和時間收取費用。在這一過程中,司機承擔汽車的油耗、養護工作,Uber從用戶向司機提供的報酬中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。不同的是:通常情況下,傳統出租車的司機向出租車公司每月繳納固定額度的費用,而Uber向司機按訂單價格收取費用。而且,Uber是一家私人企業,而出租車公司大都與市政部門關係緊密。
而且在舊金山和一些地區,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提供Uber服務的汽車——無論是Uber X還是Uber Black——都開始在車窗的顯眼位置上貼上“Uber”的LOGO了,這個Uber LOGO和另一些被漆成統一顏色的頂部掛著“Taxi”字樣的汽車沒有什麼區別——只不過你只能通過Uber app預訂司機,而不能在馬路上招手喚來搭乘你的汽車。而在美國和歐洲很多地區,“電話叫車”原本就更普遍,Uber改革的不過是電召的方式而已。
沒錯,Uber實驗性地推出了UberRUSH、Uber Fresh、Uber Coner Store等“運送”物品的服務,來突破其固有的“運送”人的商業模式。但扶持這些小實驗的是Uber本身主業務的發展以及帶來的持續現金牛,支撐起250億美元估值的仍然是“45個國家,200多個城市”的擴張速度和市場份額。換個思路,如果現在的出租車公司“更聰明”一些,它們也可以用移動互聯網技術改造自身,讓出租車司機更簡單地匹配乘客,同時在城區“運送物品”當副業。
別再說Uber是“私家車共享服務”、“連接乘客與司機”、“改變人們出行方式”的公司了。Uber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們搭乘一輛“出租車”的體驗,但人們的出行方式沒因此發生什麼變化,除非有一天Uber都替換成無人駕駛汽車來做到這一切。Uber連接乘客與司機,出租車難道沒有連接乘客與司機?甚至Uber對乘客與司機的連接還沒有出租車那麼自然——乘客與司機還有互相選擇的餘地,而Uber通過算法自動匹配乘客與司機,乘客可以取消預訂,但司機卻只能聽“算法”的指派,無法選擇乘客。
所以,在Uber是一家”移動技術驅動的出租車公司”和“移動技術驅動的私家車共享服務公司”之間衡量,我傾向於前者而非後者——後者就是我們常說的有別於出租車的新的出行方式。而我做出這樣的傾向,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“社區文化”。
我認為,一個新的出行方式應該呈現出各方互惠共贏的局面,也就是構建一個穩定的社區氛圍。司機、乘客、平台方都能夠從中享受到移動互聯網技術所帶來的成果——司機有一個穩定的收入、輕鬆的駕駛環境;乘客有一個便捷的出行選擇、愉悅的出行心情,並在可接受的範疇付出一定費用;平台方則能夠通過提供技術支持服務好乘客和司機,獲取利潤和市場。
但Uber不是這麼做的。最近Uber面臨的挑戰和社會衝突,除了來自各國政府的監管壓力,同時也集中爆發在司機這一端,在全球不同城市遭遇了司機的抗議。在Uber這一“社區”裡,Uber本身和乘客基本上都屬於受益者,而司機群體相當來說並不穩定甚至越來越像一個“受害者”——Uber對司機不太友好。我的同事在美國舊金山灣區深有體會,Uber司機的抱怨越來越頻繁。一位司機抱怨說:現在開Uber比幾個月前的收入銳減一半以上。“Uber在不斷增加司機的數量,然後不斷降低價格,這樣他們就更有的賺了,你們看新聞沒有,Uber現在已經值180億美元了” 。
為搶奪市場Uber進行價格戰,導致乘客費用降低,但Uber的分成比例不變,司機的收入減少;Uber司機增多導致司機搶單數量的下降,收入同樣會減少;為保證收入,全職Uber司機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;以及Uber並不向司機提供任何福利,也不提供任何保險。
悖論出現了:將價格降到比出租車還便宜,從而吸引到乘客。這算是一種新的出行方式嗎?越來越多的人用Uber當代步工具,圖的就是個比出租車便宜,以及自己開車的停車費貴得越來越離譜。而現在,移動互聯網不僅“改造”了私家車,預訂出租車已經有很多手機app可以實現。如果出租車公司面臨的競爭再更激烈一點的話,它們的獲利方式也是招聘更多的司機,降低價格,讓每一個司機盡可能工作更長的時間。只不過Uber面臨的擴張壓力更大,增長的慾望更瘋狂,所以在司機更多、價格更低,工作時長更長,抽成比例更高的問題上,Uber也比出租車司機更瘋狂。
於是,Uber的增長方式,本質上成了一個跟出租車司機比誰把既有的商業模式玩得殘酷、更不留餘地的遊戲。
再看看Uber在北美的主要競爭對手Lyft,更注重“社區”的建立和維護,而且由於體量較小,社區化確實也更完善。以舊金山為例,這個城市Lyft仍然比Uber更受那些受過良好教育,分佈在各大科技公司工作的市民的歡迎。Lyft的價格有時比Uber會貴一點,但“粉色鬍子”的Lyft社區文化深受人們歡迎,Lyft司機也鼓勵乘客坐在前排,與司機平等交談,乘客也有義務在上車前與司機碰拳頭示好。
Lyft的司機為什麼不抗議?Airbnb的房東們為什麼不抗議?首先,他們真的是在用自己的“閒置資源”通過分享獲得收入,甚至是精神上的滿足。而Lyft和Airbnb也確實把他們當作是“自己”的社區成員,雙方的關係不是僱傭關係。相反,只有當所有的司機都把自己當成了是Uber的僱員而非社區成員的時候,或者當他們不得不像兼職僱員一樣把Uber當作了養家糊口的工作的時候,他們才會為自己越來越低的收入,越來越惡劣的工作環境和“沒有保險”這樣的事抗議。他們不是Uber的社區成員,他們只是Uber這家建立在移動互聯網技術上的出租車公司,被“科技”剝奪得更徹底的僱傭司機,而已。
我們曾以“聰明且無畏的博弈者”來形容並鼓勵Uber,但現在我們更應該思考,扛著革新大旗的Uber,革的到底是什麼?它本質會不會仍然是它曾經想要革新的對象呢?
題圖來源:THE BUSINESS TIM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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